腊月二十二，天津卫迎来入冬后最冷的一天。
清晨，北风卷着渤海湾的湿气扑向这座城市，屋檐下挂起了二尺长的冰棱。老龙头火车站里却是一片喧嚣——年关将近，南来北往的旅客、商人、返乡学子挤满了候车室，蒸汽机车的汽笛声、小贩的叫卖声、脚夫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奇异的年节气氛。
沈砚之穿着貂皮大氅，头戴水獭皮帽，一副富商派头，在两名伙计的簇拥下走进车站。他手中把玩着一对保定铁球，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人群。
“老爷，去奉天的车还有半个时辰才开，您先在贵宾室歇歇？”一个伙计殷勤地问。
“不急。”沈砚之在一张长椅上坐下，展开当天的《大公报》，目光却越过报纸边缘，观察着四周。
车站里有三处异常：售票窗口旁有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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