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耀祖近四十岁的时候才结了婚，对方是一个寡妇，带着一个女儿，和耀祖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是村里人提到他，还是会说“光棍耀祖”。其实早在三十出头，村子里就有人背地里喊他光棍了，尤其在他父亲过世之后。听说娘家村子里有一两户身有残疾的儿子在遥远的四川“娶”回了儿媳，耀祖妈妈不知道私底下琢磨了多久，经过多少痛苦的挣扎之后，开始频繁地拜望山里的娘家。她到处打听谁家有待嫁的姑娘——太多确实没有，但几千块、万把块她能拿得出来。她甚至可以凭她一贯的好名声去借一些。她频频对外宣称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做媒天赋的人。她说了，我不买儿媳妇。她不买，她只是在找特别需要钱而草率嫁女儿的比她更穷的家庭。
也许陌生人看到的是苦难，或者令人感到不安的忧虑，但熟悉的人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：是那种经过一日又一日的忍耐和劳累积攒起来的苦相和倔强。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劳作。她的庄稼从不缺水，从不长杂草。总之，她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农村妇女，天晴戴草帽，下雨撑雨伞，春播秋收，一直跟从季节和别人的步伐。她还有小林这样的侄子，也有友林那样的外甥，这些多多少少有点血缘关系的人替她加分，成了她的资本。她的行为越来越疯狂。确定地说，都不像她了。有一天，她突然兴冲冲地从远方走回来。一路上，她都在散播着一个好消息。
有个姑娘看中了我家耀祖。
多大？
三十二。
年纪增加了事情的可信度。人们立刻想起那样的形象，古板的、木讷的、说话不利索的，甚至长相有点瑕疵的大龄姑娘。
那赶紧呀！邻居们异口同声地催促她。
可是多少还是需要点彩礼的，不能让人家穿旧衣裳进门呀。
说的是呀。大伙都赞同她的看法，也希望耀祖不要错过这次结婚的机会。
她开始借钱。一开始，她去了娘家，去了耀祖的叔叔家，她带回来一半好消息一半坏消息：借到了一半的钱，还缺另一半。
我爸爸慷慨解囊，还有四五户邻居也破天荒大方相助。等到耀祖妈妈再次离开去接儿媳妇，邻居们端着饭碗在门口闲聊时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：
这个婚礼一直都是耀祖妈妈在唱独角戏。耀祖还没有露面和点头呢。
耀祖反对什么呢？有人这样反驳了一句，紧接着发现这样有点太看不起人了，所以讪讪地笑了一声。
事情果然不是这么简单。第三天，耀祖妈妈回来了。
远远出现在视野里的她面色苍白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头发也水淋淋的，迈步的样子显示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每一步都像是最后一步。她谁也没有看，直接进门倒在床上。
真相很快被猜测出来。她遇到的是一对骗子。做丈夫的把老婆说成自己的女儿，四处找待娶的光棍。耀祖妈妈交了八千块之后，那个女人跟着她走了十几里路，在一个叫“十里”的街上把耀祖妈妈甩了。
一开始，她以为人家脑子不好迷了路。她等在那女人上厕所的街口，从中午等到傍晚，最后把厕所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，六神无主地哭了起来。等她哭着把来龙去脉告诉看热闹的人时，立刻有人指出她是遇到骗婚的了。
跑远了，追不上了，你这么大年龄。
她仍然不死心地追到了县城的汽车站。来来回回兜了几十个圈。等她找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，好心的路人劝她算了。她花钱买儿媳本身也是犯法的，可能被当成人贩子关起来。
那是个夏天，岛上的风景还说得过去。虽然杂树枝无人打理，垃圾袋散落在路边无人收集，被江水冲垮的护堤，堤下的江面上漂浮着千里之外的塑料瓶。那时候，我们村子里至少还有五分之一的人留在那里，可是完全离开的迹象已经显现了。
那次，她病了很长时间，因为羞愧，她拒绝把自己生病的消息告诉儿子。时值中秋，我回老家时看过她一次。她穿着旧花布衫，躺在床上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楚和陈旧的气味。老年人的家里样样东西都是冷色的，就连堂屋中间的一块匾都发出冷飕飕的寒光，我看看她，又看看自己的脚。屋外的泥从我的脚尖上滑落，沾到她家的地面上，显得很扎眼。我说了几句空洞的安慰话。她脸上松弛的肌肉抖动着——她难堪、她自责，她不是欠债不还的人，没人逼她，但她仍然羞愧地重复地诅咒自己。告别的时候，她说：耀祖要像你这样我就死都瞑目了。
我那时才生了王嘉瑞不久，还很穷，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，毫无优越感可言，可是，在这里，我陡然间又成了他人羡慕的对象，一时无所适从，只好又客气了几句，离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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